税收征管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多位受访者提及这一阶段并非短期现象，而是税收征管走向法治化、成熟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涉税主体需要进一步规范涉税行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作者：杜涛
封图：本报资料室
7月下旬，东部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坐在办公室里，翻着稽查通知书。
他盘点了一下这三年税务的变化：税费压力肉眼可见地上涨，今年仅各类追溯补税金额就突破千万元；曾经扶持科创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迎来全方位复核；各地一度盛行的税收洼地、财政返还渠道持续收紧；社保划转税务征收后，缴费基数核查也逐年趋严。
这位财务负责人的感受并不是孤例。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下，从2024年各地开始清理税收洼地，规范税收优惠；互联网领域，2025年国务院出台《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税务总局随即发布配套公告；海外收入领域，纳税人海外收入、离岸信托被纳入征税范围；上市公司方面，今年上半年，近百家上市公司相继发布补税公告……
这种持续性的变化释放了这样的信息：税收征管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多位受访者提及这一阶段并非短期现象，而是税收征管走向法治化、成熟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涉税主体需要进一步规范涉税行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将这个阶段税收征管的核心逻辑总结为：“应收尽收、应享尽享”。
推动税收征管进入新阶段的有技术上的原因，比如大数据与AI技术打通了企业、平台、银行间的信息壁垒，“以数治税”已从概念落到征管一线；也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当下，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此外，全球最低税等国际税收规则的重塑，也为税收征管进入新阶段提供了外部环境。
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说，税收征管进入新阶段，代表征管能力的提升和法治化的进步。但短期内，在规则未能及时完善的情况下，也容易引发税企争议，给企业带来合规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特别是中小企业压力在短期内尤为突出，需要纳入制度建设的整体考量中。
一位财务负责人的观察
十年前，这家制造企业的财务工作远没有如今这般严格规范。
彼时各地税务执法留有一定弹性。上述财务负责人还记得，印花税等小额税种极少追溯追缴，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和研发费用归集的审核尺度相对宽松；不少地方为招商引资推出税收优惠和财政返还政策，这让企业有了灵活处理的空间；在实践层面，员工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社保是普遍现象。
如今，这个状况随着数电发票、金税系统、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建成而彻底改变。该负责人表示，企业每一笔订单、每一笔回款、每一张发票都会同步录入税务数据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银行、市场监管部门信息互通比对。这让合同、资金、票据、业务数据稍有偏差，系统便会自动弹出风险预警。
变化最先出现在地方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层面。过去企业申报研发加计扣除，材料完备便能顺利享受减免；如今稽查追溯年限更长，稽查人员会逐条核对研发人员工时、设备分摊、项目立项材料。有些企业多年前已申报享受的优惠，时隔数年被认定归集不合规，不仅要调减扣除额度，还要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
社保领域同样承压。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市场普遍按最低工资标准申报社保基数，现金发放薪酬的方式也较为常见。但在个税数据与社保系统打通后，各地逐步推行社保基数夯实，现阶段七成以上员工需按真实工资参保，长期目标将覆盖九成以上。
上述财务负责人判断，规范征管是长期法治化方向，这一点不会改变。问题在于，当前恰逢内需偏弱、企业利润持续收缩的周期，政策调整带来的压力被放大。一些制造企业营收规模尚能维持稳定，利润率却逐年下滑，客户持续压价、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是一端，另一端，税费与社保支出刚性带来一定现实压力。“新增社保等刚性支出直接挤压现金流，不少企业转而依靠外包岗位、灵活用工、自动化产线改造对冲人力成本上涨。”他说。
税务部门征管变化
一位自媒体创业者也感受到了征管趋严的压力。今年7月，他在接到属地税务部门通知后，前往公司注册地所属的税务稽查所，汇报收入和纳税情况。
到了税务稽查部门后，他发现整个办公室异常忙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几乎每位工作人员都在不停地拨打电话，逐一向纳税人提示风险、督促尽快处理。他在一旁等待的短暂时间里，这种场景反复上演。
为了避免被认定为空壳公司，他准备了大量材料，包括业务情况说明、业务逻辑梳理和收入流水明细，但实际交流出乎意料地简单，在汇报后不到十分钟。
对方直接说了一句：“补个税。”“补多少？”他问了一句。
但对方报出的数字比他预估的低得多。对补税，他早有预期，近年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收入结算方式日趋规范化，平台中的自媒体面临的税务合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上述自媒体人士事后分析，税务部门应该是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异常情况的。部分中介机构为很多企业提供开票服务，这些开票一般集中在某产业园区中，税务系统一旦识别到某家公司存在该片区的大量发票，便会自动触发风险预警。
一位在税务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士，明显感觉到近几年征管方式的变化。他经历过多次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他认为依托AI智能与信息化手段的迭代，税收征管在数据获取与智能分析能力上已实现质的飞跃。以往核查企业产能匹配度，需人工比对用电、用工、用料等多维数据，耗费大量精力；如今通过预设算法模型，系统可自动扫描并生成风险疑点。
经过多年建设，数电发票、统一电子税务局和税收大数据体系逐步完善，税收征管从主要依靠发票、申报表和人工经验，转向依靠数据分析、信用评价和风险管理；从偏重事后检查，转向事前辅导、事中提醒和事后查处相结合；从单向管理，转向规范执法、精准监管与纳税服务并重。
技术的改变让监管逻辑也随之转变，从以前的“以点带面”，即逐户排查、个案延伸，转向“以面到点”。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例，系统可依托十余项核心指标对全量数据批量扫描，精准锁定高风险企业实施重点监控，极大提升了监管靶向性。
上述税务人士进一步解释，每名税收管理员人均管辖数百户纳税企业，传统模式下既管不过来，又存在较高的执法与廉政风险。如今依托“以数治税”，数据精准度大幅提升，管理员下户检查必须“带着疑点去”，企业应对核查也必须“对着数据说”。这种“无风险不打扰、有风险早发现”的机制，既提高了管理效能，也让税收执法更加规范、透明。
新的技术也带来了一些企业个体税负“体感”上的差别。
今年上半年，他曾被一位地方领导叫到办公室，对方询问为何在反映业务增长的开票量上涨的同时，企业却认为“生意难做”、获得感不强？为何税收增速还会高于开票量与用电量？
他给的解释是，虽然经济确实在增长，企业收入也在增长，但“合规成本显性化”带来的压力更直接。他打了个比方：好比驾驶车辆，过去缺乏监控，驾驶员可以随意接打电话、不系安全带、横穿马路；如今在大数据监管下，所有行为必须合规，违章即扣分罚款，运营成本自然上升。
他说，“本质上，税务合规与公安系统的交通执法、治安防控并无二致，都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现。”
至于开票量上升，他认为部分源于合规带来的“挤出效应”。随着有奖发票、国补政策落地，以往未开票的收入被强制纳入监管，使得账面数据繁荣与实际体感形成反差。
在其看来，目前税制、税率并没有明显调整，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还是近期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多为微调。近年真正发生较大变化的是税收征管层面，依托大数据与AI赋能，税务监管从“人盯人”转向“数治数”，这是当前企业痛感增强的核心技术背景。
叶永青总结了税收征管新阶段的特征：征管体系整体后移，对税收优惠的征管力度加大，税务调查和调整风险明显上升。
合规时代的必要性
这些年，税收征管改革持续深化，一系列改革文件相继出台。2015年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聚焦“国地税合作”；2018年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聚焦“国地税合并”，并平稳划转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收职责。
近年对税收征管的强调进一步加强。2021年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提出，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降低征纳成本，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2025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加力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让应享的快享尽享，对骗享的严防严查。
2026年1月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多次提到“合规”。比如，“以维护法治公平、强化合规管理为主攻方向”“着力促进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突出引导合规遵从，坚持寓合规管理于优化服务之中，以遵从的便利性提升合规的自觉性”。
这种合规的要求针对多类涉税主体展开：互联网平台公司、部分享受税收优惠的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此外，也包括部分在海外拥有收入的自然人——近期颇受关注的海外信托、保险以及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都在这个范围中。
2025年税务部门曝光的多起案件显示，境外收入未申报补税涉及金额较大。叶永青说，中国自2017年起实施CRS（共同申报准则），这标志着税务机关已经具备系统性追踪居民海外金融账户信息的能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说，数字化只是工具，税收征管底层目标是推动税收治理法治化、精准化，不再依靠人工裁量的弹性调节税负，让税法标准统一落地。
刘志阔说：“本轮税收征管升级，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财税配套举措。此前地方间财税竞争割裂市场，企业为政策红利异地布局，扭曲要素配置效率。随着数字化征管普及、税收优惠统一规范，各地执法尺度趋于一致，实际税负不断向理论税负收敛。此举缓解地方财税恶性竞争，让企业竞争回归生产效率，夯实统一大市场的财税制度基础。”
在刘志阔看来，地方财政持续扩大的收支刚性缺口，倒逼税务部门加强税源管理、提高征管效率。清理违规税收洼地、深挖存量税源，已成为稳定财政收入的必要举措。
此外，国际税收形势的变化同样倒逼征管迭代。近年来，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持续推进，CRS、电子发票、实时申报等制度不断完善，各国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与风险协查能力持续增强。过去依赖信息差、时间差规避风险的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
叶永青说，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独有。全球经济体都在强化税收征管、收紧税收管理，尤其是国际税收领域。以跨境电商为例，各国正逐步取消原有优惠措施，转向严格征管。驱动因素主要有三：全球经济从一体化转向碎片化，各国在美国示范效应下转向对外的税权扩张；经济下行带来普遍性财政压力，各国政府需要税收收入对冲收支失衡；CRS（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等国际税收信息交换机制带来的信息透明化，为强化征管提供了基础。
刘志阔也认为，全球强化税收监管是共同趋势，根本原因是经济活动本身发生了变化。平台经济、跨境交易、数字资产和灵活用工快速发展，传统依靠企业申报和事后检查的征管方式，已越来越难以覆盖真实税源。“更深层看，各国都面临财政支出上升的压力。相比普遍提高税率，通过堵塞漏洞、减少逃避税、提高现有税制执行率，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他说。
征管与税率
应对目前的征管趋势，上述财务负责人制定了一个分步推进的策略，主要是在社保领域，先保最低要求，同时将保洁、保安、司机等岗位及部分非核心订单外包，并全面暂停正式工招聘，以规避全额社保缴纳义务。但针对税收方面，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刘志阔认为，合规管理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依法经营、如实申报的企业，规范征管不会改变其法定税负，反而有助于减少违法经营者的不当优势；对内部管理不完善、存在申报差错的企业，短期需投入成本完善系统和内控，但长期可降低补税、处罚和争议风险；对长期少缴漏缴或借“筹划”之名实施违法行为的企业，实际缴纳额可能上升，但这只是负担回到法定水平，并非普遍加税。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在税收征管的新阶段，需要调整的不应仅是征管方式。
叶永青说，在企业收入和利润下降时，即使税率不变，税费和社保的负担感也会明显上升。因此，关键是坚持依照实际税源组织收入，不收“过头税费”；对低风险企业少打扰，对高风险事项精准监管；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通过统一标准、自动预填和风险提醒，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种模式下，税务部门整体征管能力迅速上升；但另一方面，基层工作从自主管理转向对中心交办事项的风险应对，整体刚性加强，征管体系越来越走向规则导向，税企双方沟通交流受到限制，在规则模糊处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叶永青说。
叶永青从制度配套角度提出建议，他认为数字化征管体系已为“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改革铺好了技术道路。过去长期处于“高名义税率、低实际征收率”的失衡状态，征管收紧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续需要配套结构性减税措施对冲企业压力。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适度优化税率能直接降低全产业链流转成本；企业所得税可适度下调法定区间，同时完善成本、费用抵扣规则，缩小税会差异带来的补缴风险。
上述财务负责人给出了更直观的诉求：希望政策调整能够适配当下偏弱的经济环境，暂缓社保基数全面夯实的推进节奏，不再追溯过往已经通过税务、科技部门核验的税收优惠，避免集中清缴给企业现金流带来冲击，延续“涵养税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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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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